仲康日食(又称书经日食)被认为是发生于约公元前20-前22世纪夏朝仲康年间的一次日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日食记录,先于公元前1063年7月26日于巴比伦南部的日食记录。
仲康日食(又称书经日食)被认为是发生于约公元前20-前22世纪夏朝仲康年间的一次日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日食记录,先于公元前1063年7月26日于巴比伦南部的日食记录。不过对于此次日食发生的具体时间历来众说纷纭,同时也有人对此次日食是否真正发生存有质疑。
在古籍中仲康日食的记载主要有三处,分别出自《左传·昭公十七年》、《尚书·胤征》与《史记·夏本纪》中。其中,<左传>中的内容引自<夏书>,并没有说明日食发生于仲康年间: “ 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谓之孟夏,平子弗从,昭子退日,夫子将有异志,不君君矣。 ”
《尚书·胤征》与《左传》钟断中相关内容基本相同,但点明发生于仲康年间,同时记季节为“季秋月朔”而来自非《左传》中的“孟夏”。后世对仲康日食具体时间的推算也多以<尚书>中的“季秋”作为重要依据:
“ 惟仲康肇位四海……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兰呀氢极妒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 ”
司马迁在《史记·善束均变突宣主方介季夏本纪》中虽未直接记录日食,但官呀空安当孔使其中“废时乱日”一句被认为是暗指此次日食:
“ 帝仲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
自梁代兰第觉玉该才洲静装存演虞口认为这次日食发生于仲康元年之后,中国天文学家与近代西贵纸密画死观丝乡京群方学术界对于仲康日食的具体时间推算有超过十多种不同的结论。
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在编制《大衍历来自》时使用古代的历术推步进行众静尔伤利想展被宁室标推算,得到了“新历仲康甚义利业创历则普五年癸巳岁九月庚戌朔,日食在360百科房二度”的结论,结果载于《新唐事随书·历志》中。将其滑毛胶国电死亮历贵结果转换为公元纪年为前2128年10月13日。其后,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在编制<授时历>时对《大衍历》进行核算,肯定了僧一行的结论。由于僧一行与郭守敬都是中国古代的知名天文学家,因而他们的结论得到了近代西方学者的普遍重视。19世纪起,西方学者伊得勒(Ideles,于1839年)、奥泊尔子(Th.V.Oppolzer,于1880年)、罗素(S.M.Russell,于1895年)、平山清次(于1914年和1928年)等分别得出了前2128年10月13日日食“在中国不可见”的结论,从而否定了僧一行、郭守敬的结果。1990年代,夏商周断代工程间冲也对两人的结果进行了复原,推算出此时日食食分值仅为0.59,与记录不符。
由明代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汤若望编著、李天经翻译的<古代交食考>中使用托勒密的地心体系计算得到仲康日食发生于前2155年10月12日。这一结果后经法据超区除最国传教士、汉学家宋君荣引传播到西方。对此结果,拉该提安(Largetean)复核后认定此次日食“在中国看不见”。
清代儒学大师析量卫飞溶表养冷套简阎若噱在其考证<尚书>的著作《尚书古文疏证》中也对仲康日食进行了推算,得出了“仲康四年,乙丑岁……壬辰日未一刻强很怀定宗占国附价盾合朔,日食在氐宿一十五度”、“仲康元年,壬戌岁师乱哥故破儿完仍……丁亥日,巳正初刻合朔,日食在井宿二十八度”、“仲康十一岁壬申岁……闰四月,甲寅日便七翻午时,日食”三个可能的日期。换算为公元纪年,分别为前2155年10月22日、前2158年6月29日、前2148年6月9日。其结果也已为现代学者所否备议宪治识范雨认。
自19世纪究用岩玉计异开始,许多学者都分别对仲康日食的日期进行了推算,其结果包括: 施鲜量古德(G.Schlegel)、叩纳特(F.Kühnert):公扩水热虽元前2165年5月7日。这也是唯一一次以《左传》中的“孟夏”作为依据进行推算。 拉该提安(Largetean):公元前2127年10月25日。 夫累提(N.Freret)、卡西尼(D.Cassini):公元前2007年10月25以仍便胡乙日。 方根拔(Vongumpach):公元前2156年10月20日。 奥泊尔子(Th.V.Oppolzer):古公元前2137年10月22日、公元前2072年10月23日。其中公元前2137年10月22日这一结论被历史学家董作宾所引用,并以此编撰了《中国年历总谱》。很多现代中国天文史学家,如陈遵妫、薄树人、杜升云等也都倾向于这一结果。 平山清次:公元前1948年10月3日。对此结果,斋藤国治等计算后指出这是一个没有发生日食的朔日。 刘朝阳:公元前2110年10月23日。斋藤国治复核后发现应为前2110年10月24日。 斋藤国治、小泽贤二:公元前1912年9月24日。不过由于使用了有争议的今本《竹书纪年》,其结果受到置疑。 彭瓞钧:公元前1876年10月16日。然而此次日食食分为0.36,与大食分日食不符。
1996年开始的中国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专门设有“仲康日食研究”专题组对仲康日食的具体日期进行计算,负责人为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陕西省科学院院长吴守贤。对于《尚书》中“季秋”与“房(房宿)”的描述,专题组发现两者相矛盾,季秋时太阳不可能在房宿,由于夏代二十八宿的概念尚未形成,因而专题组取“季秋”进行推算。对于前2250年至前1850年之间发生于10月1日至12月18日且在洛阳地区可见的日食进行计算后,专题组给出了前2043年10月3日、前2019年12月6日、前1970年11月5日与前1961年10月26日四个可能的选择。同时根据断代工程认定定的夏代起始于前2070年的结论,日食时间应取前1970年11月5日。
由于历来对仲康日食的计算都是基于梅赜本<尚书>中的<胤征>篇,但此篇经文本身已被古文献学界认定为系伪作,因而有学者对仲康日食的真实性提出了置疑。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就认为“仲康其人之有无且未可知,遑论其时之史迹?” 对于《左传·昭公十七年》的记载,有学者认为书中引用《夏书》关于仲康日食的记载是用来补充说明之前的“(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但事实上昭公十七年(前525年)六月朔既非甲戌、又无日食,因而这可能是刘歆伪造的。而既然昭公十七年日食或系伪造,那其中引用的《夏书》仲康日食也很可能是伪造的。
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设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进行天象的观测了。其目的。一是了解日、月的运行规律,制订尽可能精密的历法以满足农业社会从事农耕的需要;第二个则比较复杂,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天人合一”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天”是一个有意志、有人格的神,天帝支配着人间,在支配过程中,天帝经常通过星象上的变化给人间以预兆和警告,因此,各代王朝都有庞大的司天机构日夜监视这些天象的变化。天文官作为人间君王“通天”的媒介和信使,地位和威望都非同一般。由于天文官举足轻重的位置,朝廷对于天文官的期望往往很高,天文官也时刻不敢懈怠。 夏朝之时,在第四位君王仲康时代,国势刚从太康时代的动乱中恢复过来,朝廷内外很有些中兴的气象。这年的金秋季节,中午时分,人们突然发现,原本高悬在天空光芒四射的太阳,光线在一点点减弱——这是“天狗吃太阳”了。百姓急忙聚集起来敲盆打锣,按过去的经验,这样就可以把天狗吓走。
对这一天象最为恐惧的还是朝廷和天子,因为“天狗吃太阳”预示着国家将有灾难发生,可能会危及帝王的地位或生命。文武百官和仲康大帝都已聚到宫殿前了,却独不见天官羲和的身影。仲康大帝连忙主持开始了救护之礼。仲康大帝率众官跪倒在地,乞求上天宽恕,太阳的西边缘露出了一点亮光,大地也逐渐明亮起来,日盘露出得越来越多。重任在肩的天文官在呼呼大睡,一问羲和的下属,才知道羲和昨天喝了一夜的酒,此刻仍然烂醉如泥。
仲康大帝问明情况,才知原来是羲和酗酒误事,顿时大怒,立刻下令将羲和推出斩了首。
这个故事记录在中国最早的一本历史文献汇编里,这是国人第一本书,所以名字就叫《书》,到汉代被称作《尚书》,意思是“上古之书”,后因为成了儒家的重要经典,又被称作《书经》。其中《胤征篇》说:
“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厥”即“其”,季秋是秋天的第三个月——夏历的九月,“辰”指日月之会,房是房宿,即天蝎座β、δ诸星,“辰弗集于房”即日月在房宿合朔时出现了问题。那时大概还没有“日食”一词,所以只好这样描述性的说明。“瞽”是乐官,“啬夫”是掌管钱币的官,“庶人”即百姓。乐官击鼓、啬夫急跑取币、百姓奔走都是在匆忙举行日食救护仪式。“尸”,主管,羲和尸位素餐,发生了重大天象还不知道,结果丢了性命。
虽然没有日食二字,这则记录也早就被证明是一次日食记录,而且是中国最早的记录(很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被称作“书经日食”、“仲康日食”,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据现代天文方法推算,那次日食发生在中午,全食带恰好穿过中原地区(当然还有几次日食也比较符合《尚书》中的记录,具体是哪一次,尚无定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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